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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增长极限是否依然存在
发布时间:201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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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增长极限是否依然存在

●  本刊编辑部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4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在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尽管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实业家、政客以及第三世界的创业者都站出来对增长极限的观点表示愤怒,然而今天,人们已经纷纷认识到,这本书传递的总体信息是准确的: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自然的极限。事实已经证明,全球生态制约的观念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这的确确限制了增长。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频频使用“过冲”(Overshoot)一词来形容已经大大超过地球承载量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他们预测,10年后,过冲的事实才会被普遍承认。该书对1970-2010年这一时期的预期,已经准确了40年。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崩溃的概念一度被认为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一系列真实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极限是否真的正在向我们走来?
透视发展观的转变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依照历史的逻辑不断前行的时候,也演化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每个文明态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后工业文明与前三种文明形态的根本差别在于: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类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维的方式,从向自然索取的线性思维向注重整体的系统思维转变。《增长的极限》正是用系统思维解剖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指出了线性思维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符的致命缺陷。
  从国外发展观演变的轨迹可以看出,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越来越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起来考虑。然而,由于受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和制约,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缺陷。
  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背后不仅仅是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更多的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极大消耗甚至破坏。身处高速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为发展的进程平添了几许阴霾。
  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现实问题的根本思路。但是,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深刻意义到底了解多少?对眼前高速增长的沉痛代价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如何使科学发展不会变成中国经济繁荣时期的美丽泡沫,是我们需要共同思考和面对的。
增长到底有没有极限
  《增长的极限》之所以会做出一个如此“悲观”的预言,主要是基于对指数增长的清醒认识。当然,这一理论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探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走向的时候,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批评者认为,《增长的极限》基本上持科技决定论立场,它没有充分估计科学技术在解决人口、粮食、资源、污染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同时它所选择的5个因素都是自然因素,忽视了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不可能真实反映问题。
  针对增长极限理论,赫尔曼·卡恩1976年提出“没有极限的增长”理论。他认为,第一,必须从长期性视野出发来研究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不能着眼于短期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信的;第二,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一种暂时性和地区性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日益发展,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第三,增长是没有极限的,人类的前景是美好的。目前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形成原因不在于技术自身,而是由于采用了尚不完善和不发达的技术造成的,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完善,环境与发展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因此,增长是完全可以进行下去的。
  朱利安·西蒙甚至在1981年出版了《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对增长极限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增长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都会在增长的过程中得以适当的解决。
  为了回应批评,《增长的极限》研究小组于1992年发表了《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作者通过分析人类对地球资源的使用状况、工业化社会发展和污染物产生的数量、人口的增长等数据,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尽管重视了环境保护,工业化社会的技术也有所改进,可仍然有很多资源和污染超过了它们可持续的极限。最终导致超越极限的原因仍旧是增长。增长的高速度及某些信息与反应的时滞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超越极限》点中了传统环境保护理念无法付诸实践的命门要穴。它同样又将“可持续性”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而大力推崇。“可持续性,而不是更好的武器或权力的争夺或物质的累积,才是对能源和人类创造力的最终挑战。”
  《超越极限》已超脱了20世纪70年代的谴责与警告阶段,着重于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的“双赢”,从发展的机制上防止、堵截环境问题的发生,倡导从系统、结构甚至是思维模式上为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寻找突破口,着眼于新秩序的重建,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了思路,同时为从根本上突破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创造了空间。这可以说是对他们20年前的环境理念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的革命性升华。
增长存在极限,发展却不存在极限
  究竟是经济的下降正在逼近,还是世界正准备经历另外几十年的增长?如果我们现在就轻易地断定《增长的极限》中所做的分析和预言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必将为自己的轻狂付出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
  如何走通人类的发展之路?增长的极限是否真的无法逾越?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增长之路出现了重重危机?因此,解决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增长模式来替代原有的指数增长?
  也许作者预言的“极限”至今仍很难成为执政者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然而一个又一个极限征兆的出现,很可能会改变执政者解决问题的原有排序,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日益与增长的重要性等量齐观了。
  面对增长的时代主题,也许我们目前仍无法回答极限是否存在这一命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人类的努力和智慧,我们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发展道路上的阴霾。
  “在人类财富积累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史无前例的这个时代,有必要在人类亲手构建的经济系统的终极产出能力和环境承受能力之间达成谅解。”这是《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最初的期望,也是发展本身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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