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卸任工信部部长一年之际，中国首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与本报记者畅谈中国工业的转型与升级。

　　2008年3月，李毅中从国家安监总局调任工信部，这个新成立的超级大部，要负责除能源之外的中国几乎全部工业领域，也是2008年“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部门。

　　但2010年3月，李毅中却选择公开撰文，直陈工信部“目前仍有一些重要职能还没到位”，‘三网融合’等重点工作推动难度很大，希望“要克服部门利益和习惯做法等各种阻力，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大部门制改革要充分到位，决不能半途而废”。

　　在与本报谈起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旧疾时，李毅中痛心疾首，“中国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不少是低水平的重复，缺少市场竞争力”，应尽快改革“经济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

　　李毅中认为，在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和改革的同时，也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在2010年，工信部与发改委等相关部委一起框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工信部负责编写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四个专项规划。

　　在政企关系上，李毅中对本报强调，应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要转变政府职能，“企业自己决策去做什么，不去做什么，尽量让市场去检验，政府在准入和标准上加以规范，在信息上予以引导。”

　　中国工业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不够

　　《21世纪》：您曾经多次提到，中国工业的一个特点是大而不强，所以要实施工业转型与升级战略。但中国缺少一批世界级先进企业，一些核心技术还没掌握。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毅中：我们的工业大而不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不少是低水平的重复，缺少市场竞争力。

　　在科技政策上，政府的引导是正确的，科教兴国这是一个基本战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一直提得很高，叫得很响。但实际上，我们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很不够。“十一五”期间，我国规划的研发费用占到GDP的2%，实际上只有1.7%多一点。具体到工业领域，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是0.69%。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平均研发费用占其营业收入一般都在2%或3%以上，一些技术更新换代快的行业则更高，如电信行业，可以达到10%，甚至15%。

　　第二是我国相关的体制和机制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对科研的成果的考核，重视成果鉴定、论文评奖和职称评定等，而忽视了把科研和工业、产业结合起来，转换成实际的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说实际的生产力，而不是停留在论文和成果鉴定上。

　　《21世纪》：怎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李毅中：过去我们提“产学研”相结合，这个概念三四十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提过，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产学研”中的产是生产的产，产不能代替用。你生产的东西，自己觉得再好，但是没有用户，或者用户觉得你的东西不可靠，不如进口，进口的产品可能更便宜，服务更周到，那谁买你的呢？所以“产学研”结合要加个“用”字。

　　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上也存在问题。中科院是国家级的研究院，我们还有200多个行业研究院或设计院。它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它们的事业单位编制、企业化管理改革方向是对的。

　　我在国资委工作的时候，划到国资委管的研究院、设计院这都是行业排头兵，在考核的时候我提出，不能光看它的资产保值增值，也不能光看它的利润，还要看它做的原创型研究和应用研究。

　　研究设计单位企业化管理之后，首先面临生存问题。而比较常见的赚钱做法是，把储备的技术拿出来办“小生产”。短期内，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如果没有科研成果，一年两年显现不出来，三年四年之后，相关领域的技术就会滞后。如果又没有创新技术研发出来，科技创新就缺乏可持续。

　　所以，我认为，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也就是说，研究机构应该有压力，但是压力要能促使其研发成果转化，而不是仅办“小生产”。

　　因此，我建议，在其考核指标中要强调一条，即科研成果、科研项目能产生出多少创新成果。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进行机制改革

　　《21世纪》：工业转型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时，应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李毅中：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企关系方面，应该是企业主导、政府引导。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负责整体规划、产业政策、进入门槛、技术标准、深化改革等。

　　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作用很重要。比如我们现在生产的多晶硅占世界47%，每年90%以上的光伏组件产品都要出口，最高一年达到了97%。尽管光伏发电是绿色低碳和环保的新能源，但生产多晶硅却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生的四氯化硅是高污染物。我们为什么要把能耗和污染留给自己，把清洁能源送给别人？说到底就是没有政策。

　　《21世纪》：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关于电动汽车的争论很多，您怎么看待现在电动汽车的格局？

　　李毅中：首先，电动汽车的技术还有待进步。我曾去考察过不少汽车制造厂，电池的问题根本没解决。最典型的就是用碳酸锂、磷酸铁锂做的最新电池，能量密度只有每公斤0.1千瓦时电，而1次充电只能跑150公里，消耗20度电，那就是要200公斤电池。200公斤相当于三四个人的重量。此外，还要解决充电网络和缩短充电时间的问题。

　　所以电动车离商业化、市场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现在电动车最大的问题还是技术问题。靠各个厂分散攻关都做不好，应组织行业攻关，尤其是电池、电机和电控的难题。

　　《21世纪》：这也意味着要在机制上进行改革。

　　李毅中：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进行一些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比如，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在“三网融合”举步维艰，急需相应改革来推进。再如，电动车将来怎么市场准入，也得有一套办法。高端制造，要发展通用飞机，低空要开放；生物医药，各种保健品充斥市场，也需要加强监管；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除了加快财税改革外，还要探索碳排放、碳交易等制度探索，同时也有赖于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的完善。

　　引入主体功能区破解地方重复布局问题

　　《21世纪》：中国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会出现大家一哄而起，结果产能过剩，市场容量不够，最后很多不得不关门破产。比如说这两年的光伏项目，全国各地基本上没有不做的，这个行业刚刚开始发展，就出现产能过剩。

　　李毅中：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政府应当加强规划。在所有的规划当中，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具体要做哪些项目，某个项目在哪里布局，往往是由区域规划或专项规划来决定，通常要和地方政府共同协商。

　　但部门规划的效力多是半指导性的，无法做到大小项目都审批。

　　从政府改革方向来看，主流精神是不要去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企业自己决策去做什么，不去做什么，尽量让市场去检验。政府所做的是在准入和标准上加以规范，在信息上予以引导。因为市场信息不够充分，或者投资者的认识还不够，所以一个产业，尤其是新兴的产业，就会出现一哄而起的现象。对这种现象也不必太过担忧。我们的政府处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转型期的很多规章制度还不健全、不规范，这就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一些企业经受了竞争的考验，还能通过兼并重组做强做大，也有一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或重组。

　　《21世纪》：“十二五”期间各地又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现象，其中产业布局上的重复建设的风险日渐显露，对此您认为有没有解决机制？

　　李毅中：我在调研中曾经遇到一个困惑，就是中央很明确地提出“十二五”的GDP增速为7%，但是全国多数地方规划的GDP增速在10%以上，还有一些地区提出GDP翻番。

　　“十二五”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时期，小康不仅是人均GDP，更要具体量化为多项民生指标，如在民生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800元，城乡平均恩格尔系数为30%，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达60%，上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40%，人均生活用电量达700千瓦，每万人口医师达25人，平均预期寿命达76岁，环境质量指数为90%等。

　　用这些小康指标来评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一些地区都已经达到了，当然还要再提高水平，难还是难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些地方领导对我说，如果到2020年不能进入小康，我怎么向人民交代？所以不少西部地区提出要跨越式发展，只有这样赶上这班车，才能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小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我认为中西部地区要发展，问题是怎么发展。我认为要差别化发展，这三个字首先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后来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也有体现，这就是主体功能区战略。

　　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差异迥然，不能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发展，根据全国整体发展规划及各地具体情况，我国国土空间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

　　各地的产业布局应在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前提下，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状况、产业基础这四个条件，选准其优势产业，对优势产业应予鼓励，对不适宜的产业应予限制，对落后产能应予淘汰。这就是常说的差别化发展和错位发展，防止产业雷同和低水平发展。

　　为此，国家也需要出台一些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办法，相关部门应制定符合实际的差别化政策。

　　出中国制造业应向高端发展

　　《21世纪》：现在美国和欧洲又提出“再工业化”，对此您怎么看？

　　李毅中：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都在思考调整结构，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美国一度不提实体经济，醉心于虚拟经济，结果造成金融危机，吃了大亏，教训深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

　　西方提“再工业化”，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他们要做高端制造，还有的提出“本土回归”。它的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出去，物流成本很大，回归本土更容易保证经济安全。这些都是他们的新认识，我们应该借鉴。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有观点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消失。

　　李毅中：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我认为，我们要承认“中国制造”不是贬义词。所谓制造业不光是指机械制造，工业里面除了采掘业和能源工业以外，都可以叫制造业。从规模上看，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了。

　　工业产品有500多种，其中220种是世界第一；从技术上讲，我们既有自主创新，也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有一些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还有就是人才，我们有了高素质的产业大军，包括一流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当然，也要看到，我们自主创新还不够。在一些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制造业整体还处于中低端。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在发展中已经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支撑中国制造业高度发展的三个优势正在弱化。第一，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逐步和国际接轨。之前我们是以农业支援工业，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了。再者，土地的价格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国有企业的土地，是政府无偿划拨的，现在要按用途评估、审批，然后以市场价购买，土地的价格已经很高了，土地进入资产负债表，降低了资金的利用率。第三，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减弱。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便宜，但是劳动生产率不高。长期低工资是不可持续的，人工成本的上升是必然。

　　但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个事情，不要感到奇怪，对自己要有信心。资本在选择投资地点的时候，不光看劳动力价格这单个因素，更看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和东南亚、非洲那些国家比，我们的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比他们要高得多。

　　综合资源、环境、人才、技术、市场、社会等因素，我国仍具有发展制造业的综合优势。

　　《21世纪》：面对中国制造业正在减弱的局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李毅中：我们要努力发展自己。我们自主创新的研发投入还不够，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我们还未掌握。还要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提高管理水平，创造新的品牌。在未来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制约下，要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使得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提升整个产业链。